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服务外包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际化水平高、竞争比较充分、信息技术承载度高等特点，是把握服务全球化新机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应加快推动服务外包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极。
难题待解
服务外包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有待加强。服务外包相关产业部门与商务部门政策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以国际贸易和投资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体系与以产业为基础的产业政策体系在设计理念、政策框架、政策工具等多方面已经难以适应服务外包产业迅猛发展的需求。
在岸服务外包和本土发包业务发展严重滞后。在现行政策中，鲜有支持在岸业务发展的具体举施；在实践中，形成了只支持离岸业务发展、对在岸业务发展难以顾及的局面。国内（在岸）市场的“一手包”项目多由跨国公司承接，再转包给国内企业具体执行。据研究，2011年仅有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一家中国本土企业进入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外包市场前10位。我国没能有效利用本土市场，培育本土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壮大，提高经营效益。虽然政策文件中已明确鼓励国内有条件的企业从事在岸发包业务，但相关政策仍然缺少可操作性。
服务外包人才供给难以满足业务快速发展需求。我国每年近700万名大学毕业生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大量基础性人才，但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导致服务外包企业可用人才捉襟见肘，尤其是中高端领军人才缺口较大。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急需能够管理大型技术团队（如2000人以上）的专业人才。
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国际竞争力亟须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企业竞争力仍然较弱。我国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员工人数多在1万人以上，2012年文思创新和海辉软件合并后才首次出现超过2万人规模的企业，与印度领军型服务外包企业10万人以上规模相比差距巨大。从人均年营业收入来看，我国一直徘徊在2万美元以下，既低于印度的5万美元左右，又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美国企业的15万美元以上相距甚远。全球交付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境外交付中心不足30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完整的营销及交付网络。
服务外包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保障离发包方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仍缺乏专门针对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规章，侵权执法力度也不够，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和保护意识，对服务外包知识产权重视不够，对核心技术缺乏有效风险防范措施等。同时，存在着信息安全立法缺失、企业信息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国内信息技术水平与国际差距明显、信息安全执法能力不强等诸多挑战。
作用凸显
服务外包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我国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454.1亿美元，同比增长35.0%，持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据测算，2013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离岸+在岸）总规模已接近1.7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2.9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约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总规模将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
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新渠道。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近536.1万人，间接带动近1780万人就业，其中2013年新增就业106.5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8.1%。从就业人员结构来看，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占比约为2/3。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就业增长，使服务外包产业成为知识型人才的最大“容纳器”。
服务外包产业成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新源泉。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等科技领域的新突破，成为驱动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支撑。2008~2012年的5年间，10家领军型企业就获得各种专利及著作权1872件。信息技术外包（ITO）、商业流程外包（BPO）、知识流程外包（KPO）等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和提升，2008~2013年我国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中KPO合同金额由24.2亿美元增长至214.5亿美元，占比由16.4%提高到34.4%。
服务外包产业成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十二五”以来，我国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年均增长45%以上，逆势快速增长态势明显。
据测算，2013年，我国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额相当于服务出口的21.6%，增长速度约为服务出口增速的3.3倍。服务外包不仅是提升“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引领服务贸易发展、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服务外包产业已成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新领域。目前，我国与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服务外包业务。
如何打造新路径？
一要提升体制机制保障水平。
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部际联席会议效能，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办函[2013]33号文件基础上，适时报请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全面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指导意见》。在开展《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中期评估基础上，适时启动编制《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二要完善服务外包促进政策体系。
着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遵循WTO多边贸易体系要求，依据我国外资外贸法，以市场为导向，强化政策的稳定性、透明性和可预见性，对财税、产业、科技、投融资、贸易便利化等政策进行系统设计，构建科学、系统、协调的产业促进政策体系。推动示范城市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等综合条件，实施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结合区域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规划，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形成以服务外包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等为主导的服务外包产业区域协调发展体系。
三要统筹协调离岸在岸、接包发包业务发展。
立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服务外包离岸在岸、接包发包业务协调发展。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服务外包人才培训等优惠政策支持中，进一步放宽对离岸比例的要求。在技术先进型企业资格认定中，进一步降低对离岸业务比例的要求。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创新管理运营理念，购买专业服务，积极开展在岸发包业务，不断探索挖掘在岸市场潜力。
四要大力培育服务外包龙头企业。
大力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境外并购，将服务外包企业境外并购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简化购汇手续，鼓励服务外包企业通过联合、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打造领军型企业。积极采取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简化服务外包产业相关审批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积极拓展包括各类投资基金、创新信贷产品和发行企业债券等在内的多种投融资渠道，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做大做强。
五要鼓励中小服务外包企业发展。
国家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设立服务外包产业专项投资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开展应收账款，服务外包合同质押贷款，专业知识、技术和许可专利及版权等无形资产质押贷款等融资创新业务，鼓励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优先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大力推动多种信用增级形式，充分运用行业协会牵头、服务外包信用共同体和企业间联保互保等多层级的外部信用增级手段。建设系统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开展服务外包业务提供必要信息咨询等。
六要大力改善服务外包人才供给结构。
科学界定中高端人才标准，完善引进和培养中高端人才鼓励政策，着力缓解中高端人才瓶颈制约。建立健全股权、业绩等分配及激励机制，探索构建高层次人才创业与创新支持体系，制定领军型人才梯队培养计划，开展领军型人才滚动培养。深化校企合作，综合运用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基地等多种资源，积极开拓海外人才培训渠道，逐步构建和完善社会化、开放式、多层级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保障人才供应的可持续发展。
七要积极构建国际化、法制化、规范化营商环境。
加强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建设，积极鼓励示范城市所在省（市）尽快研究出台《服务外包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探索建立服务外包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案件优先审判机制。加快研究制定服务外包企业信用体系，积极营造产业发展的诚信环境。尽快成立全国性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出台专业人才、培训机构、质量控制等相关行业标准，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规范化，提高专业服务提供商的资信水平。
八要全力打造“中国外包”品牌。
加强企业能力建设，提高技术创新和集成服务水平。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等，引导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展集成设计、综合解决方案等研发。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加大支持力度。统筹服务外包产业与“走出去”、援外工作有机结合，推动企业抱团出海，提升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依托行业组织，加强服务外包产业海外整体营销，提高市场开拓活动层级和频次，加强与知名跨国公司、咨询机构合作，树立“中国外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