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5月31日，CEPA协议实施的十三年间，内地累计受惠进口货物750.4亿元，港方共计签发15万份香港CEPA优惠原产地证书，前后共有198家香港厂商享受了零关税优惠。
6月28日，内地与香港“CEPA协议家族”又新添两名成员——《CEPA 投资协议》和《CEPA 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与内地进入“后CEPA时代”。此后的十余年，内地与香港陆续签署 CEPA 协议的多项补充协议，CEPA 协议家族成员扩至10多名。在香港回归20年的历史上，CEPA 有着重要地位。两地签署CEPA协议以来，实施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实行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经贸合作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
据深圳海关发布的一组数据，截至2017年5月31日，CEPA协议实施的十三年间，内地累计受惠进口货物750.4亿元，港方共计签发15万份香港CEPA优惠原产地证书，前后共有198家香港厂商享受了零关税优惠。
当然，针对香港厂商货物出口的零关税优惠只是CEPA协议的一个方面，CEPA时代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还有更多。
曾经参与编撰CEPA协议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左连村表示，CEPA过去十几年毋庸置疑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还是面临一定局限性，因此国家提出搞自贸区、大湾区建设等作为促进内地与港澳交流的补充，这些政策和规划都是不断发展、不断补充的，是一个系统工程。
由“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
2001年，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类自由贸易区”构想，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后，经过有关部门一系列的磋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03年6月29日在香港正式签署。根据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的说法，“CEPA明确在内地全境给予香港最惠待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指出，CEPA协议实行对香港经济帮助很大，比如其直接结果之一“自由行”政策的落地，促进内地游客赴港旅游休闲，极大地推动了香港的服务业发展。
有数据显示，在2003年“自由行”政策开始落地后的十年里，通过个人游来香港的内地游客接近八千万人次，这为香港带来相当于其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1.3%的增加值，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1万个，并直接使旅游业成为香港的十大支柱产业之一。
但CEPA早期并非是全境落地，广东成为中央政府批准的先行先试地区，在2003年初始协议修订之后的每年里都有补充协议出台，在这些协议中一个醒目的备注是，广东成为内地放宽准入行业的先行先试区。
有研究者在综合多项指标分析后指出，语言、经济实力、距离对CEPA协议发挥效果有着重要影响，与香港同属粤语方言区，经济实力居全国前列，且距离港岛最为接近，这一系列因素给了珠三角地区探索CEPA协议先行先试的便利条件。
据广西自治区商务厅港澳台处处长张思奇的《广东推进CEPA 先行先试经验的调研报告》，到2014年，中央政府累计批准广东CEPA先行先试147条政策，涉及金融、教育、医疗等26个领域，其中对香港79条。
但另一方面，从补充协议中可以看出，CEPA这一阶段仍然采用的是“正面清单”模式，内地对港企具体投资领域做了限制性规定。2003年之后出台的十条补充协议，就是在初始协议的基础之上，对开放投资领域的连续补充。例如，2004年签署的CEPA补充协议将开放领域扩大到内地的专利和商标代理、文化娱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2006年的补充协议三则扩大到建筑、运输、会展等领域。
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14年底，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签订《关于内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下称“CEPA广东协议”），引进“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
而6月28日签署的 《CEPA投资协议》，则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引入内地与香港经济交往的投资领域。该协议是一个内容全新的子协议，全面涵盖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等内容，对接国际规则，兼具两地特色，开放程度高，将为两地经贸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加系统性的制度化保障。
左连村指出，“负面清单”的实行是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实验之后，也是对前面“正面清单”的补充。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光南，曾是主持内地在广东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负面清单”编写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在“正面清单”准入的阶段，CEPA存在优惠待遇面窄的问题，比如在其覆盖的服务行业中，近半数行业签发证明书的数量为零。
也是在此种准入模式之下，CEPA的实际开放度要小于文本开放度，港企在进入前，不仅审批手续繁琐，还由于相关条文不明确的缘故，企业进入风险较大。这些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
左连村告诉记者，“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手段，并无优劣之分，WTO规则也是采用的“正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发现“正面清单”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后，新版CEPA协议拿出“负面清单”的手段作为补充。
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2015年3月，新版协议正式实施，广东出台多项配套文件，计划通过商事制度改革、企业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和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重构与“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相一致的制度体系。
更重要的是，此次协议的“升级”更加偏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政策显示，除了少数领域之外，香港的服务提供者在“CEPA广东协议”内投资领域设立公司将不再受审批。这也就是说，香港企业的服务业贸易准入将由此前的事前审批，变为事实上的事后监管。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撰文称，服务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九成，而内地对香港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除了有利香港业界开拓内地庞大的市场外，还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崔卫杰指出，中国内地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势必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对外开放。现有的对外资限定的负面清单，多数都涉及服务业，因而未来负面清单缩减、限制放开的重点也将是服务贸易。
新签署的CEPA投资协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CEPA投资协议的负面清单，在非服务业投资领域仅保留了26项不符措施，而剩余开放空间大部分在服务业领域。而《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既包括对CEPA的补充，也包括了根据两地经贸实际需要提出的新的合作内容。《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涉及深化两地在金融、文化、中小企业合作、知识产权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同时新增了“法律及争议解决合作”和“会计合作”条款，也属于服务业领域。
事实上，此前的粤港合作中，香港就主要承担着提供优势服务的角色，CEPA协议之后，内地就计划向香港开放服务业，只不过一直是局限在物流、咨询等少数领域。
作为规划香港与内地合作的基础性文件，2010年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经济、社会、文化、民生方面对广东省和香港两地的角色分工进行了定位，明确提出要发挥香港服务业和广东制造业优势，形成国际一流的现代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
这背后的逻辑是，对处于制造业转型关键期的内地，香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显得尤为重要--香港在物流、金融方面以供应链管理和现金流管理等方面的先进业态示范，毫无疑问将大大促进内地制造业的标准化。
张光南认为，香港强于金融、物流等专业服务，而这恰好是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制造业所需要的。未来，可探索香港服务+珠三角制造的模式走向全国市场。
就目前广东的探索经验来看，2015年底已有13个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获批。例如《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就显示，南沙新区在金融、投资、医疗、法律等多个领域被允许与香港合作开展先行先试，深圳前海获批的《支持前海开发开放政策》、珠海横琴的《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等都为香港服务业在本地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地方纷纷出台扶持政策“慷慨解囊”。
市场期待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逐渐丰满，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将更加清晰和深入，粤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物流、资讯和专业服务，将随着香港优势服务业在现有开放框架下的不断进入得到填补。
不只是广东，2016年6月1日《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正式执行，这意味着CEPA协议由此前广东局部地区的探索试行，开始扩展至内地全境实行。张光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已有的实践来看，广东与香港的合作主要在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医疗健康等方面，内地其他省份可参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香港展开深度合作。
张玉阁认为，想要CEPA协议发挥更好的效果，下一步是内地做好自己的供给侧改革，在商事登记、公司成立以及行业市场准入限制等方面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促使内地与香港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