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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
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09日

郑永年。资料图片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

“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

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

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

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

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

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

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

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

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

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

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

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

“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

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

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

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

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

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

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

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

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

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

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

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

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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