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料图片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
“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
疫情对全球政治的冲击
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
南方日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哪些影响？
郑永年：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影响的是国家内部，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这特别体现在对美国、欧洲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中。以美国为例，很多专家预测，这场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超过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目前，尽管美国经济正在重启，但失业率仍然很高。美国的航空业、旅游业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打击。欧洲多国境遇类似。
除了经济方面，在社会治理方面，美国涉暴力执法致非裔男子死亡案引发的抗议活动，目前仍在发酵中。这一社会动荡以种族抗争、身份抗争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经济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社会创造出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但是大部分财富落到了极少数人的口袋里。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已从二战后高峰期的70%降至50%。各阶层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日益缩水，势必对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的是，酿成治理危机。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由于中产阶级严重缩水，美国政党政治的共识被削弱，美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极化之中，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两党互相对峙、拆台、扯皮，为了否决而否决，导致治理危机。
南方日报：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造成了哪些影响？
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比“大萧条”时期要更加严重。首先，范围广。“大萧条”时期所谓的全球化，范围比较小，主要是欧美国家。今天的全球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大多数国家。其次，缺乏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带领美国多次“退群”，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缺乏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向世界提供公共物品，但却遭到了个别西方国家的抹黑与阻拦，这也是世界缺乏共识的表现，影响了国家间合作。
国际组织层面，我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还建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批国际组织。现在因为美国的“退群”，这个制度基础被动摇了。这些都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中美不会完全脱钩，西方也不会放弃中国市场
南方日报：中美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疫情发生后，在您看来，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郑永年：中国从来没想恶化中美关系。反而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意图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保守主义强硬派得势，意图在多个领域挑起“新冷战”。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确有某种程度的冷战思维。
那么，中美是否会走向全面对抗？这要看中国的应对之策。我认为，中国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封闭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早已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开放度。即使美国想与中国进行冷战，中国也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中国要用好市场的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且消费升级势头强劲，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放弃中国市场。退一步讲，即使中美贸易依存度未来会有所降低，但也不会完全脱钩。美国政府如果用特殊的手段迫使本国企业跟中国脱钩的话，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也会很漫长。
而且，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与亚洲国家密不可分。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坚定地深化对外开放。
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
“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
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
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
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
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
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
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
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
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
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
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
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
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