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受到新冠疫情反复出现、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以及我国跨境电商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数字贸易逐渐受到更多关注。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外向型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引擎”。
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52982.7亿元，服务贸易逆差缩窄到2112.7亿元，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结构调整、出口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8%；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增长35%、26.9%、22.3%，显示出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面对产业发展趋势，区域如何把握发展机遇？鼎韬通过前瞻研究和深度调研，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要素层面，三个角度分析了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政府层面：缺乏统一明确的认知和顶层设计
1．对数字贸易的内涵、分类缺乏明确认知
尽管当下全球已经开始进入了数字贸易时代，但目前业内仍然没有针对“数字贸易”的统一定义。最狭隘的定义是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数据的跨境交易，而最宽泛的定义是一切利用数字技术（ICT）进行的贸易活动。同时，各国也不尽然都使用数字贸易这一新词汇，电子商务也时常出现。发展数字贸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数字贸易，以及数字贸易到底包括什么的问题。特别是从国民经济分类角度，在统计上需要有明确的边界，这样才对行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产业定位和发展规划有待完善
全国大多数地区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尚未形成清晰明确的产业定位和明确的产业发展路径。从数字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角度，专项规划、指导意见、政策体系和行动方案是构成区域数字贸易顶层设计的基础条件。数字贸易的发展，需要明确回答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的问题。
3．数字服务贸易数据难以统计监测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服务贸易的统计体系，数字服务贸易定义和分类划分不清、产业界限不明、统计口径不统一、数据来源不系统、不具体、不直观等问题，都是数字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建立面临的首要问题。数据的缺乏导致难以进行数字服务贸易的跟踪监测以及趋势性分析。从产业的长期发展角度而言，还是必须要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数字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4．数字贸易监管和政策有待强化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在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贸易发展方面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管理体系，服务贸易发展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包括优化整合各类财政资金，加大对数字技术研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标准专利布局、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尤其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对接，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数字贸易标准创新和应用方面均有待研究、拓展和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涉及到高频次的跨境资金与人员往来，同时需要打通技术、人才、数据、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交互的限制。数字贸易产业发展和工作开展缺乏核心抓手和突破点。
（二）企业层面：“出不去”“不愿出”“成本高”和“有壁垒”
2020-2021年，鼎韬对全国总计1700多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重点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力图从企业需求角度进一步探索区域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要素及核心“痛点”“难点”。
我们发现，当前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在于“出不去”“不愿出”“成本高”和“有壁垒”。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企业在跨境贸易方面遇到的各种壁垒和政策限制，因此政策突破和创新是解决企业贸易痛点的核心关键，这也恰恰对应了国家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要求，即制度创新的探索和尝试。
1．“出不去”
国际市场拓展渠道少难度大。当前我国数字贸易企业面临海外市场开拓难，渠道少，投入大等问题。除北京服贸会、上海进博会等少数综合性会展平台之外，企业在海外业务拓展过程中参加专业性峰会少，且行业媒体和平台广告投放的成本较高，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海外市场资源少，缺少企业展示、市场对接和贸易促进的平台。在企业调研中，有企业提出市场竞争压力大是目前企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实际工作开展中，企业自建海外团队投入大，效果不确定，国内人员长期外派难度大等问题也难以解决。多数企业表示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希望获得本地政府层面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更加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
2．“不愿出”
国际政治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国际政治形势影响下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与服务存在诸多限制，比如中美、中印摩擦下海外政府对中国企业限制和打压，禁用一些中国企业开发的软件、游戏等等。企业在服务出口过程中面临或多或少的准入审查类（如安全、技术审查等）政策限制，希望政府能够在国际市场信息提供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企业最大可能地规避贸易壁垒和政治风险。
3．“成本高”
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压力较大。当前服务贸易企业纷纷加强数字化战略布局，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探索和实践。数字化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意愿及市场活跃度都较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也较大。投入成本高、对于数字化升级缺乏深入的了解、业务运营成本高、希望政府能够加强针对数字化转型相关主题的培训等，是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问题。
4．“有壁垒”
当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壁垒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和数据流动三方面。人员流动方面，在调研中，有企业认为人才和人员流动限制成为当前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核心限制，国内人才出国、外籍人士入境及外籍人才职业资质国际互认等方面的便利化程度低；资金流动方面，资金的出入境流程复杂，时间较长，FTA账户开设要求高等问题都对服务开放带来障碍。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国内层面，关于数据出境的法律法规需要细化，特别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等概念的范围有待明确。国际层面，我国尚未获得欧盟GDPR数据保护充分性认定，外国数据跨境流入受到限制。因为数据问题中互联网企业在美国、印度遭到歧视性对待。
（三）要素层面：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要素尚不健全
1．数字贸易产业人才招聘难
人才是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当前数字化人才缺口大，供需严重失衡成为国内各区域发展数字贸易面临的核心问题。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企业招聘难，人员不稳定等问题在本次实地调研中也被反复提到。另外，“国际职业资格互认”也成为人才引进和流动的核心问题之一。
2．数字贸易融资环境有待完善
资本要素是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与产业整合的核心要素，尤其在产业初期和成长期发挥重要的加速作用。相较于海外企业，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企业面临融资难、渠道少、成本高问题。在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产业引导基金，应用更加灵活开放的合作机制，充分吸纳社会资本，尤其是本地龙头企业资本，针对重点发展领域建立专项子基金，从而推动服务贸易融资环境的成熟与活跃，推动产业发展。
3．数字贸易基础设施限制较多
稳定、通畅、开放的网络环境是数字服务出口企业业务经营的重要基础保障。但在调研中多家受访企业表示，互联网带宽及网速限制，速度慢，访问不稳定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业务开展的重要障碍。二是电子签章问题，企业与各国签署电子合同时涉及到的电子签名认定标准各国之间存在互认问题，国际客户指定的电子签章认证机构并未被纳入我国工信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名单内。亟需我国推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的国际互认，从司法层面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