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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
来源:经济参考报 发布时间:2023年07月19日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能源原材料、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特殊的战略作用。从现实需求看,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是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任务,将形成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重要动力。

服务贸易开放水平较低仍是制约中部崛起短板
2022年,中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2.15%,比5年前(2017年)提升了6.3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较快增长的同时,开放水平不高的短板依然突出。
整体开放水平不高。2022年,中部六省贸易依存度为13.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36个百分点。
服务贸易规模较小。2021年,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额占全国的比重仅为9.3%,仅为东部地区的10.6%。
服务贸易占比偏低。2021年,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6.6%,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其中,湖北服务贸易规模位列中部省份第一,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1.4%。
服务业开放水平偏低。2021年,中部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仅为43.59%,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1.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呈现较快发展趋势。2018年至2022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由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8%,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从未来几年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服务业市场开放,将形成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预计到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将由2022年的43.2%上升到接近50%,到2030年有可能达到55%左右。由此,将释放数万亿元的消费潜力。这个巨大潜力的释放与市场的有效供给,将直接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和开放进程。
中部地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高度依赖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目前,湖南、湖北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为40%左右,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作为制造业大省,湖北、湖南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以扩大研发设计、咨询、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进口,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要促进形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发展新格局,形成更加稳定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由此,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重点。这几年,尽管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冲击,但尚未改变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趋势。2022年,全球服务贸易额达到13.8万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11.4%。此外,服务贸易已成为高水平区域贸易协定的标配。例如,2009年以来全球生效的170余个区域自贸协定中,涵盖服务贸易规则的占比大约有70%左右。
我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其重点、难点都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服务贸易将成为我国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中部地区推进高水平开放,要适应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通过强化优势特色服务业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实现重点产业项下服务贸易发展的突破,形成以制度型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一是释放结构转型蕴藏着服务贸易发展的巨大潜力。中部地区市场空间大,且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2017年至2021年,中部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9.4%,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年均提升1个百分点,远高于同期全国0.15%的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升1.2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5年,中部地区人均GDP将达到8.86万元左右,服务业占比将提升至55%左右。由此,估计到2025年,中部地区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的比重将达到10%以上。
二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服务贸易发展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来,中部地区利用成本、区位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并在培育以光电子信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方面形成初步优势。总体看,以装备制造为重点的制造业发展仍面临质量提升的重大任务。2021年,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的3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为5.8%,低于东部地区0.5个百分点。加快构建以装备制造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体系,重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估计到2025年,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份知识产权、计算机和通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重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至40%以上。
作为我国粮食生产基地,服务于我国粮食安全,中部地区仍需要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融合水平。例如,2021年河南、安徽粮食总产量分别位居我国第二、第四,但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仅为60%-70%左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 ;河南蔬菜产量占全国的9.8%,位居全国第二,但70%以上果蔬未进行预冷就进入流通环节,损失率在25%-30%左右。强化粮食生产基地地位,需要以研发、物流、保鲜、冷冻等农业生产性服务贸易带动农业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
三是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发展。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2021年,中部六省中,除山西外其他省份数字经济规模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湖北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居中部第一,占GDP比重达42%,对GDP增长贡献率为61.25%。目前的突出挑战是,如何将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有效转化为数字贸易优势。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口径测算,2020年湖北省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为20.9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为43.1%。这个数字,低于我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到2025年,中部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占比要争取提升至50%以上。这就需要在推进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促进优势数字服务出口、探索数字贸易规则标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是抓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机遇,形成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的新动力。今年6月2日,RCEP进入15个成员全面实施新阶段。作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RCEP以共享发展为突出特点,并且正在释放出重要的红利。一方面,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其以制造业为重点的产业结构与东盟等区域具有相当高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大。例如,2022年全年,河南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总额为2552.2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河南外贸总额比重提升至29.9%。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用好RCEP的空间还相当大。比如,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初步测算,中部地区RCEP规则利用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2022年安徽出口企业RCEP规则利用率为3.35%,河南2023年一季度出口企业RCEP规则利用率为9.91%,江西为5.40%,湖北为1.13%。相比之下,韩国对日本出口企业RCEP规则利用率(2023年一季度)达到50.6%。如果中部地区RCEP规则利用率能得到显著提升,将给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带来重要动力。为此,要充分利用中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的作用,探索自贸试验区政策与RCEP政策的叠加,形成叠加效应。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中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
首先,制度型开放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的基本需求。与货物贸易依赖于“边境上”开放不同,服务贸易开放直接依赖于“边境内”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衔接,依赖于以公平竞争为重点的市场环境建设与制度创新。例如,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仅要求对境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境内服务提供者,而且要求对其他成员经济体相关人才的学历、经历和职业资格予以承认。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进程,不仅涉及服务业市场开放,更涉及相关资格、标准互认及配套的资金支付与市场环境建设等。
其次,强化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制度安排。一是加快推进RCEP中制造业研发、管理咨询、养老服务、专业设计等服务开放承诺尽快落地,并提前落实包括专业服务、计算机服务等我国在RCEP中的未来开放承诺;二是重点开展面向RCEP及中亚区域的装备制造、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项下的服务出口,带动标准、技术、研发等“走出去”;三是主动扩大研发设计、工业设计、咨询、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进口,制定面向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人员“资格单向认可”制度;四是在知识产权、电子信息、物流运输等领域采用国际标准,支持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检测机构加强与RCEP成员国交流合作,共同开展国际标准研制。
再次,以差异化服务贸易开放探索实现中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性提升。在尽快实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基础上,依托中部四个自贸试验区的产业基础和开放任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开放的差异化探索,在引领中部地区服务贸易开放进程的同时,为我国自贸试验区战略性提升提供实践案例。例如,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特别是武汉片区)对标CPTPP积极开展发展技术转让、许可证贸易、技术咨询及服务、成套设备引进等技术贸易开放的压力测试;推动湖南自贸试验区在进一步扩大教育、工程咨询、会展、商务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开放,率先落实RCEP相关鼓励性义务;推动安徽自贸试验区在人工智能、新型显示、量子信息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开放,并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开展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压力测试等。

最后,以制度型开放带动中部地区以创新为重点的制度性变革。2020年,中部地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占比13%,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量占比17.6%,本科院校占比25%;2022年,湖北光电器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武汉光谷的光纤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5%。依托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基础,中部地区有条件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与应用创新的示范基地。这需要在补齐研发投入短板的基础上,以制度型开放统筹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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